唐献陵石犀，来自东南亚的异物
卢纶《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祝尔嘉词尔无苦，献尔将随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尔攫搏开天颜。非熊之兆庆无极，愿纪雄名传百蛮。” 卢纶诗歌中所讲到的犀象拜舞，在唐人的诗歌中并没有专门的记录，只多在描写华丽隆重的宫廷宴会诗中有所提及，从此可知在唐代乐舞中出现的犀牛是非常珍贵的。
而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一件重达10吨的巨型文物，那就是献陵石犀。 献陵是大唐第一位皇帝李渊的陵墓，位于陕西省三原县。 李渊作为开国之君深感隋末骄奢之弊，故在遗诏中希望唐太宗对于他的陵寝葬事，务必一切从简，依据汉魏故事，斟酌而定。 当时唐帝国的国力还在发展当中，所以献陵的规制布局均比较简单，主要是在陵园四门处各放置了一对石虎，在南门外面置立了一对石犀和华表，在东门外面设立了石佛龛一个。 献陵是唐十八陵中唯一使用石虎、石犀的墓园，其中的一件石犀和一件石虎分别于1960年和1959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入藏碑林的石犀为神道左侧的犀牛，石虎是南门西侧的石虎。
献陵石犀原来头向东，右侧前后肢较左侧靠前呈行走状。 石犀由整块巨石雕镌而成，造型生动。 石犀鼻上有一像肉瘤似隆起的犀角，脚上有三趾，颈部堆着层层叠叠的褶皱，身躯上面布满了整齐的鳞甲纹，作缓步走动姿态。 右前足石座侧面上有三行字，磨泐严重，依稀可见“祖怀德”字样，原文应为“高祖怀远之德”。 在移存前，石犀常年侧身倒伏在地，身躯几乎半掩土中，所以今天所见石犀身躯的右侧风化严重，左侧则较为清晰地分布着细密的鳞甲纹和不规则的圈纹。
在唐代，犀牛活动在长江以南的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湖南省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还有少量分布在我国的华南地区，大多数则生活在南亚、非洲等地，在关中是难以看到犀牛的，一般所看到的犀牛多数为进献来的贡品，弥足珍贵。 今天亚洲还生存有苏门犀、印度犀和爪哇犀三种犀牛，前者是双角犀，后两种为独角犀，献陵石犀的原型很可能表现的就是爪哇犀。
唐朝人可能从来没有捕捉过大唐境内的犀牛，在当时长安所见到的可以用来表演的犀牛基本都是外来的异物，而驯犀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多是外藩献给唐朝皇帝的礼物，其中贡献最多的就是位于大唐南边的国家。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驯犀》云：“建中之初放驯象，远归林邑近交广。兽返深山鸟构巢，鹰鹞鹘无羁鞅。贞元之岁贡驯犀，上林置圈官司养。 玉盆金栈非不珍，虎啖狴牢鱼食网。渡江之橘逾汶貉，反时易性安能长。腊月北风霜雪深，踢鳞身遂长往。行地无疆费传驿，通天异物罹幽枉。 乃知养兽如养人，不必人人自敦奖。不扰则得之于理，不夺有以多于赏。脱衣推食衣食之，不若男耕女令纺。尧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 前观驯象后驯犀，理国其如指诸掌。” 林邑是唐朝犀牛最重要的来源，在7世纪初年曾进献过犀牛，贞观十四年又进献了十一头通天犀;贞元九年再次进献了一头犀牛，这头犀牛还被陈列在了太庙之中，以供唐代皇家祖先们瞻仰。 除了林邑国之外，还有瞻博、吉篾国、诃陵国也都向唐王朝进献过犀牛。甚至还有一个来自“波斯”的西方国家，历经万难给唐王朝进献了一头犀牛。 在长庆四年，吐蕃给唐廷进献其他野兽时，也随之进献了一头犀牛。
犀牛作为亚热带生活的动物，在关中地区并不容易存活。 据记载，有一头贞观十二年送到长安的犀牛，到第二年就因酷寒交迫而死在了唐朝的兽苑之内。 当然还有一些犀牛适应了关中的气候，可以健康地生活，比如唐玄宗时，有时候举办的一些宫廷宴会上就会有犀牛表演以助兴。 犀牛作为一种关中地区珍奇的动物，同时也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在献陵中刻立石犀，应该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献陵这件石犀虽然体型高大，但比例却比较恰当，显得华丽大气，反映了当时的雕刻家对这种动物造型的整体把握。 他们并不过分注重细部的精雕细琢，但在表现犀牛特点的关键面上，处理手法极为高超，例如全身迭复的厚皮及项部下垂的厚皮，雕刻得简洁而生动;身体上的鳞甲纹和圈纹，给人在视觉上形成一种花斑的感觉，从而部分弥补了雕刻不能表现色彩的缺陷。 这头石犀有可能是以当时国外进贡的驯犀为原型塑造的，那么石犀身躯上面的鳞甲纹和圆圈纹也有可能是当时犀牛身上披悬的织物图案。 不管怎么说，这使石犀的雕刻看起来惟妙惟肖，表现出了当时的艺术家对于犀牛这种外来异物的认识，当然在这种艺术化的创作中，有时也会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这头石犀的特征和真实的犀牛外形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