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莲瓣纹金碗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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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朝代 唐(618-907)
尺寸 其一: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6.8厘米
其二:高5.6厘米,口径13.5厘米,足径6.8厘米
出土地点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鸳鸯莲瓣纹金碗,盛唐金银器的经典之作

鸳鸯莲瓣纹金碗共出土两件,皆纯金质地,两碗的造型、纹饰均相同,只是尺寸、重量略有差异。 碗口外侈,喇叭形圈足,圈足边缘装饰一周连珠纹。 碗壁上用锤揲法作出上下两层相间的凸起的仰莲花瓣,每层十瓣,每个莲瓣内都錾刻有装饰图案。 上层莲瓣内以狐、鹿、獐、兔、鸳鸯、野鸭、鹦鹉等动物作主题纹饰,周围填以形态各异的花草。 这些动物或拔足狂奔,或回首相顾,或展翅飞翔,或栖息站立。 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个个栩栩如生,富有强烈的韵律感。 下层莲瓣内统一饰忍冬卷草纹,以相对稳定的纹样,营造出平和、恬静的气氛,烘托出上层动物的勃勃生机。 碗内底部錾刻一朵蔷薇式的团花,碗外底圈足内錾刻一只回首展翅的鸳鸯。 碗外壁及内外底部的主题纹饰下均錾满密密麻麻的鱼子纹,层层叠叠的装饰使金碗显得极其富丽堂皇。

金碗的出土地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所在地。 1970年10月5日,在此地正进行基建施工的工人们突然发现了埋在地下的两个陶瓮。 当闻讯赶来的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打开陶瓮时,包括金、银、玉、宝石、玻璃器、钱币等一千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呈现在世人眼前,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这些惊世发现,被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家村遗宝”。 这批文物呈现出浓郁的多种文化因素,对于唐代考古和“丝绸之路”研究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发现也因此被列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作为“何家村遗宝”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鸳鸯莲瓣纹金碗以其稳重大气的造型和丰富考究的纹饰成为盛唐金银器的经典之作,因而也被定为国宝级的文物。

鸳鸯莲瓣纹金碗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物。 金碗的碗壁锤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形装饰,不见于中国传统的器物。 然而,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多瓣形装饰就在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及古波斯阿契美尼德时代(前550—前330)开始流行,并一直在西亚与中亚地区延续。 5世纪 至6世纪,位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所属地区)在锤揲技术非常成熟的银器中,大量使用凸起的多瓣纹作为装饰。 粟特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是中西陆路交通的枢纽,也是南北往返的中继站。 隋唐时,这里建立起诸多城市国家,中国史籍称为“昭武九姓”。居住在此的粟特人素以善经商称著,《唐会要》中称其人“习善商贾……利之所在无所不往”。 粟特商人的足迹遍及欧亚内陆,他们既是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转运者,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4世纪起,粟特人开始沿着丝绸之路迁移入华。这些来华的粟特人聚族而居,较长期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习俗。 唐时,粟特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较为集中的聚落。 通过丝绸之路上频繁的贸易往来及东迁,粟特人将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及其工艺技术传入中国,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这种凹凸多瓣的风尚也被中国金银器皿所接受。

但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不是被动的、全盘的,而是在吸收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元素。 如将粟特银器上瓣数较多的水滴形分瓣,渐变为瓣数较少的桃形的分瓣,并形成明显的双层装饰。降低分瓣凸起的高度,改变西方银器中过于夸张的造型,并且使线条尽量柔和流畅。 在装饰布局上采用了西方银器很少见到的外表通体装饰的手法。 装饰题材上也更加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像鸳鸯莲瓣纹金碗上所饰的团花、珍禽异兽等都是唐代装饰艺术中常见的传统纹样。 特别是主题纹饰鸳鸯,更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纹样。 鸳鸯在我国古代被称之为“匹鸟”,因雌雄偶居不离,成为美满姻缘、百年好合的象征。 早在汉代鸳鸯纹样就已出现在丝织品上了,东汉古诗《客从远方来》中写道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唐诗中用鸳鸯比喻男女爱情的佳句更是层出不穷。温庭筠《偶游》:“与君便是鸳鸯侣,休向人间觅往还。” 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唐人对鸳鸯的喜爱可见一斑。在唐代,鸳鸯纹被广泛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可以说是西方金银器工艺与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佳作,充分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域外风格。

《唐律疏议》中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纯金、纯玉。” 因此金碗的使用者主要是皇室贵族,同时还被用于赏赐。 《唐摭言》卷十五中记有,唐文宗时,翰林承旨学士王源中闲暇之余与诸兄弟在太平里府第踢蹴鞠,飞起的蹴鞠击伤其额部。 这时恰遇急召,文宗看到受伤的王源中令文宗十分惊讶,王源中如实禀告。 文宗称赞其手足和睦,并赐酒两盘,每盘内贮有十只金碗,每碗容量有一升酒许,宣令连金碗一同赏赐。 从这段记录中也可以证实金碗有时也会作为酒器。 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有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银壶腹部饰有舞马口衔金杯屈膝祝寿的纹样,舞马所衔的杯与金碗的形状相近。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另外,在两件鸳鸯纹金碗的内壁分别有唐人墨书的“九两半”和“九两三”字样,这种墨书标重在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并不少见,这是唐代管理贵重金银器物留下的痕迹,反映出金银器在人们心目中重要的地位。